在95900亿元涉农贷款中，真正到农户手里的是22201亿元，占全部涉农贷款比重不到20%。

6月固定资产投资与前一个月相比略有收缩。在电力消耗放缓到8%之前，增长不应当成为抗击通胀的担忧。

但是，利率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回到6%的历史平均水平。现在中国成本价格在螺旋上升。全球经济正深陷于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房价下跌的双重困境之中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。如果货币政策满足这种需求，通胀只会更糟。只有一些城市能够繁荣。

这说明工资增长不可能赶上名义GDP的增长。过去快速的货币增长正在转成通胀。此后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，这个过程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面积拓展。

中国的政治城市化造成了中国服务行业的衰弱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工作不稳定的预期，促使农民工把大量收入用于风险性储蓄。另一方面，农民工群体并没有形成同等的消费力量。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，就可以新增700万个就业岗位。

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，去城市打工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。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。

从宏观上讲，中国的政治城市化造成了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调，生产和消费不对等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有30个学生需要一个老师，和有三个学生也需要一个老师，固定成本是一样的，而平均摊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。因此，减少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干预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，是创造就业机会、提高就业量的现实选择。这个比例在2008年又进一步增加到46%。

但一个难题是，没有政治改革，中国可能很难会有真正由市场推动的城市化。一方面，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，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。从2000年起，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：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，征用农村土地。这种收入提高仅仅发生在一个农民向农民工转变的时候，一旦这种转型完成，工资就不涨了。

一方面，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量，他们的生产效率非常高，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应。由于城市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（如教育、医疗、失业保障）的人均成本比较低，政府本应该更倾向于在城市提供公共产品，市民也能因此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。

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，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。但中国出现相反的现象。

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、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、压制乡镇企业发展，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。城市化需要去政治化一般来讲，城市化的一个经济定义就是消费增加。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，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涉，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。由于收入没有明显提高，我们不能期待市民和农民能够提高消费水平。农民工的消费不力，使其难以参与扩大中国的内需。再次，中国的政治城市化也没有带来公共服务的提高。

为什么农民工提高了收入水平，却没有提高消费水平呢？一方面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限，农民工的收入提高是一次性而非持续性的。另外，此期间有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转移到城市居住和工作。

在一个缺乏相应补偿机制的社会里，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农民工群体只能选择把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。这次研究同时表明，农民工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。

以农民工为例，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与居民福利挂钩的一整套系统，农民工即使到了城市里，也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资源，如义务教育的机会和相应的医疗保障。中山大学的调研表明，广东地区农民工的储蓄率高达40%，有的达到60%，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出25%。

根据官方数据，2000—2008年间，约有810O万的农民到城市打工。公共服务有固定成本，但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，所以城市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就比较低。在抑制农村发展的同时，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城市发展，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修建高楼大厦，为引进外资设立各种优惠条件。我们知道，服务行业是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。

事实上，中国这个比例不仅仅落后于美国，也比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低20%左右。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是他们选择高储蓄和低消费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
一般来说，城市化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，降低公共资源提供的成本。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我们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。

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一一政治城市化，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。从服务行业本身来说，其就业弹性很高，接近o．75。

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服务业发展的机遇。政治力量对城市化进程的过度干预（如复杂的行政审批和严苛的市场准入机制），人为地抑制了服务行业的发展，使服务行业在近20年增速缓慢。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城市化 去政治化 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GDP增长数据比较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自1990年后远远落后于GDP增长。

从2009年和2010年，我和中山大学、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起的对广东省农民工的调研结果看，农民进城打工，确实能够比他们在农村务农有更高的收入，但这个提高是一次性的，并没有形成持续提高的预期，而人的消费是取决于现时收入和对将来收入预期的。中国城市化的反常特征带来了种种问题。

从服务业的发展总量来看，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。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的限制，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各种福利，也不能通过土地增值获得收益。

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有多种表现：首先，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，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。通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照，我们发现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比美国低了20%到30%。